传说夏禹为治，就颇为开明，为广征不同意见，门悬鼓、钟、磬、铎、鞀等五种器具，让那些提意见的人“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为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鞀”。夏禹能留名青史，看来就与其广开言路、勇于纳谏密切相关。

　　春秋时期，齐国之成为首霸，与齐威王的开明统治也息息相关。《战国策·齐策》载：齐威王曾悬赏求谏，“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赏令一出，“群臣进谏，门庭若市”，齐国因此政通人和，邦安国治，“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

　　汉唐盛世是中国古代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强势生存状态的标志性时期。但在历史辉煌的背后，也不难发现汉唐王朝在其前期，统治者的开明豁达、纳贤容谏确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汉高祖刘邦出身寒贱布衣，并无文才武略，但有自知之明，知人善任，曾博采张良、陈平、刘敬等谋士之良策，故而在楚汉相争中能战胜项羽，夺得天下。建汉后，刘邦一如既往，每有大政，必与群臣商议，择善而从。刘邦这种广开言路、博采众议的风格，不仅垂范于子孙，也为后世所称道。以性情宽厚、睿智仁爱著称的汉文帝，也是善于纳谏的典型。《汉书·刑法志》记：文帝十三年，少女缇萦因其父罪当处肉刑而上书文帝，指出肉刑的残酷，表示愿没为官婢，以赎父刑罪。文帝览后感到言之有理，于是下令进行刑制改革，从法律上正式废除残害肢体的肉刑，从而使我国古代刑制向“文明”迈出重要一步。一个普通少女的上书，竟然成为万民共尊的皇帝进行刑制改革的直接诱因，足见汉文帝“从善如流”之风范。又如，当时百姓多背农逐商，贾谊为此谏言：国民不务农而趋商，必使农产品积蓄锐减，长此下去，百姓将衣食不足，军费无着，灾年难度，国家难治。所以，他提出，当务之急是使民还农。文帝听后幡然醒悟，劝民农桑，并躬耕于田亩，还采纳了晁错提出的贵粟政策，卒收促民舍商逐农之效。到武帝时，“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见，“文景之治”的出现，与汉初统治者的开明统治、诚纳谏言确有一定关联。

　　唐代开国之君李渊，从隋朝速亡的前车之鉴中彻悟“兼听则明”之真谛，深知专横独断、不受谏言、阻塞言路必致社稷倾危，因此分外欣赏汉高祖刘邦“从谏如流”的气度，表示自己也要“虚心接待，冀闻谠言”，并要求臣下“各展器能，以匡不逮”。但在虚怀纳谏方面，唐太宗实际上更远胜乃父。《贞观政要·求谏》载：唐太宗初登极即言：“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所以，他要求公卿大臣“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他还向大臣们保证：“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他甚至说：“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贞观政要·政体》）身为人主而能以谏官为师友，不管有无自我夸饰的成分，其度量已是难能可贵。无怪乎，在太宗朝出现了许多敢于直言不讳、面折廷争、犯颜极谏的大臣，魏征是人们最为熟悉的典型。为广开言路，唐太宗还进一步完善谏诤制度：一方面强化门下省对中书省所拟诏敕的封驳权，要求门下省对“诏敕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贞观政要·政体》）。这就使门下省对诸如军事、政治、经济、法律，甚至帝王的出巡、外戚的不法等大小政事都可发表意见，封驳谏诤，从而大大减少了皇帝决策的失误；另一方面又要求宰相及三品以上官入廷议事，皆使谏官随之，若遇失误，即行论谏。据称谏官“有所开说，太宗必虚己纳之”。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评价：“当时言无不尽，而治得其理。”可见，唐太宗时出现的“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昌盛局面，也是与唐太宗从谏如流分不开的。

　　而反观中国古代的许多昏暴之君，之所以败国亡家，也往往与朝纲独断、拒谏饰非有一定关系。《国语·周语》称：西周厉王暴虐奢侈，以杀“弭谤”，对批评其过失者，格杀勿论，终使“国人莫敢言”。辅臣召公切谏，厉王也置若罔闻，最后导致国人叛乱、自己流亡的不幸局面。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秦始皇和秦二世独断专横，骄恣拒谏，任用佞人，阻断言路，最终导致宦官赵高欺上瞒下，指鹿为马，把秦政权拖向死亡之路。这正如《盐铁论·论诽》所评论：“塞士之途，壅人之口，道谀日进，而上不闻其过，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殆社稷也。”隋炀帝不仅昏淫残暴，而且刚愎自用，“疾谏如仇”，公然宣称“我性不喜人谏”（《资治通鉴》卷182），于是撤废谏官谏议大夫，从制度上堵塞了大臣进言之路。对于那些敢于拿生命作赌注直言切谏的人，隋炀帝动辄降职罢官；而对那些阿谀之人，他又视为心腹，屡加擢升，从而使官风迅速败坏，一发而不可收拾。但他也很快就自食其果，亲手断送了大隋江山，自己也做了亡国之君。

　　历史告诉我们：统治者虚怀纳谏是盛世的序曲，骄横拒谏是亡国的前奏。

　　先说建安风骨的风格之变。众所周知，汉末魏初文学，一向被称为自觉的时代或转折的时代。诗歌亦然。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诗篇，或感激于世积乱离、民生涂炭；或奋发于建功立业的宏大抱负。这些篇章一改西汉四言诗多“匡谏之义”和东汉古诗“婉转附物，怊怅切情”的诗风，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均见《文心雕龙·明诗》），换言之，建安诗歌一变为直切社会、人生，创作主体个性鲜明，内容上慷慨多气，语言上刚健俊朗的风格。

　　建安诗风之变，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意义是深远的。从“通”的方面看，建安诗人继承了《诗经》、《楚辞》和汉乐府的三大诗歌传统，从中汲取了古朴、绮丽、哀怨等不同的有益营养，从而形成了被后世不断标举为“建安风力”、“汉魏风骨”的诗歌新传统。从“变”的方面看，建安诗人使诗歌从以民间创作为主流的文学样式，上升为以文人创作为主流的抒情言志的有力工具；使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以共性色彩为主的创作，一变为多具“任气”、“使才”等个性色彩为主的创造！并在古诗十九首的基础上，使中国诗歌从以叙事为主，一变为以抒情为主。

　　刘勰以为，建安诗风变化的原因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时序》篇）。其实更深刻的原因是意识形态上经学大厦的倒塌，老庄思想的抬头。因此，老庄之独立精神与曹魏文学之“以气为主”、“任气”合拍了，稍后正始玄学所倡导的“任性”与阮籍、嵇康的“使气命诗，师心为文”亦表里一致。

　　次说晋宋山水的题材之变。东晋刘宋之际，出现了以田园诗、山水诗著称的大诗人陶渊明和谢灵运。其诗篇或冲淡如杨柳临池，或清丽似芙蓉出水，展现出一片自然的生趣。然而，两位诗人在当时的境遇却有天壤之别。陶诗被当世诗坛讥笑为“田家语”、“质直”，直到梁代才被钟嵘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诗品》），而谢诗则有“远近钦慕，名动京师”的轰动效应（《宋书·谢灵运传》）。南朝文坛对陶谢二人的不同评价，实质上体现了当时对陶谢崛起于诗坛原因的某些正确和错误的理解。说陶诗是“田家语”，是讥笑其诗内容上的俗，也是讥笑其诗辞彩上的枯淡“质直”。从自古无以田园入诗，魏晋以来诗歌崇尚“绮靡”的角度来讲，这种讥笑是有缘由的，但从题材之创新、风格之新变的意义上说，则是缺乏远见的，只会看其“通”而不会观其“变”！世人及钟嵘推崇谢诗的理由，不外乎“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尚巧似”、“典丽新声”之类（《诗品》），并没有特别提及他对山水诗的重要贡献。这种评价与论陶诗一样，其实也是只知“通”而不晓“变”的！

　　当然，如果说南朝文论家完全不知从诗歌之变论陶谢，那也是冤枉的。事实上，他们在批评玄言诗时，也时常提到了变，只不过是他们往往拘泥于“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这一出发点罢了。例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批评说：西晋“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宏）孙（绰）以下，虽各有雕彩，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以追新。”檀道鸾指斥玄言诗丧尽了“《诗》、骚》之体”（《世说新语·文学》注引），钟嵘则批评玄言诗丧尽了“建安风力”，直到“才高词盛、富艳难踪”的谢灵运出现，才真正改变了颓风（《诗品》序）。

　　其实，山水诗和田园诗都是玄学长期孕育的结晶，是玄言诗的翻版。只不过玄言诗用抽象的方式写诗，使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而陶、谢用形象的山水田园风光来抒情说理罢了。不仅谢诗多拖着玄理的尾巴，陶诗也往往夹杂着不少玄理，如“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归田园居》、《饮酒》）里的守拙、真意、忘言等，都是老庄的熟语。这样，陶、谢诗歌既上承了建安之情，又延续了玄言之理，同时也发扬了东晋以来摹山范水的丹采，使情景理打成一片，从而形成了中国诗歌在创作题材上的一大变革。其重要意义有三：一是扩大了诗歌表现的领域。以往诗歌主要关注人和社会，或抒发诗人喜怒哀乐、豪情壮志，或揭示历史兴亡、国家盛衰等等，还从来没有像山水、田园诗这样自觉地把大自然纳入视野。二是增加了诗歌抒情的手段，加深了抒情的浓度。以往诗歌主要通过叙事、写景抒情，即所谓“缘事而发”、“感物伤我怀”者是也，此多具感性色彩；山水、田园诗则在叙事、写景的同时，又用玄理来抒情，如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篇，使诗歌更具人生哲学的理性色彩。三是为唐代以来的山水田园诗派开辟了道路。

　　最后说永明声律的形式之变。中国文学在音韵方面，原来只讲押韵、双声、迭韵，明确用平上去入四声来形成声律，则是在南齐永明时代。《南齐书·陆厥传》说：“永明末盛为文章……汝南周颙善识声韵，（沈）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至于具体如何运用四声，现已不得其详，但精神则应如沈约所说：“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这个原则再加上用四声写诗应避免的“八病”，与唐代以来的律诗便大体一致了。

大清帝国的龙旗落地，距今已近百年。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辉煌壮丽，它的黑暗腐朽，都已化作历史的云烟。按照我国的传统，早该给它修一部正史，以盖棺论定。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一修史的条件，是否各方面均告成熟，至今仍难定音。好在条件也是人创造的，许多条件的成熟也正是一个人的主观努力的过程。

清史的编纂，是一个盛举。共襄盛举的，清史学界自然责无旁贷，此外，还应有包括世界史在内的整个中国史学界。不仅如此，作为21世纪的宏伟学术成果，它还应该是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结晶，体现新世纪对学术研究的时代要求。为此，本文试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提出一些浅见，将大清帝国放进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
　　　　
一

当人们谈论一部中华帝国史，总不忘汉唐明清。这当然有欠准确。因为秦，毕竟是中华帝国之肇始；而元，也是一个曾经拓疆万里、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庞然大物。让我们姑且从俗，就谈汉、唐、明、清吧。大清帝国，就与前面三大帝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就在于它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发生了质的巨变。

汉唐明清四大帝国，都有一个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都有一个与外部环境、外部世界沟通交流、相互影响的问题。但前三大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中，始终居于一种中心的、主角的地位，一种积极、主动影响甚至制约外部世界的核心地位。而大清帝国，从它立国伊始，就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处于被外部世界从宏观上影响与制约的态势中。在这种被动的宏观态势下，大清帝国虽然依历史的惯性，仍然力图发挥昔日的主角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这种积极、主动的作用，但在宏观的视角下看来，那也只不过是全面被动形势下的局部主动罢了。而且，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局部主动也在内外条件的动态发展中逐渐丧失，直至鸦片战争后迅速走向完全的受制状态。

大清帝国的这个外部环境、外部世界的特点，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这就是说，作为比较完整和正规意义上的世界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人类历史漫长发展的结果。在古代，特别是上古时期，在我们这座星球的各个地区生息、繁衍的人类社会创立了国家和文明。然而，从今天的世界地图上看，古代人类所创建的国家与文明，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局限下，最初都是规模很小、彼此分散，甚至显得支离破碎。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去追溯历史，探讨乃至努力勾勒一个世界的古代，但那追溯、探讨、勾勒的结果，只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世界的古代，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古代世界，那个被我们勾勒而成的“世界”，是分散的、零星的，甚至是支离的。这种状况甚至影响了人们的主观认识，以至当时人们头脑中的世界，仅不过是他们赖以生产、生活的局部地区，至多不过是他们与之进行交换、贸易的边远地区而已。直到国家规模庞大，出现了疆土辽阔的帝国，人们头脑中的世界，仍然是有限的。在古希腊、罗马人头脑里，世界指的就是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亦即我们今天常说的“地中海世界”。在“地中海世界”人们看来，当时这个世界之外，特别是埃及、红海以东以南地区，都被笼统地称之为“埃塞俄比亚”。这个“埃塞俄比亚”，并非指今日东非的那个著名的文明古国，其意为“晒黑的面庞”，指的是此外一切未知地带。同样地，在古代中国人头脑中，世界也是局限着的。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再加上对中亚、西亚和南亚比较模糊的认知，大致就是当时中国人的“天下”了。由于古代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特别是精神文明层面的极度丰富，中国人对世界的探求是无与伦比的。太史公司马迁记载了春秋时期邹衍的世界观：“中国外如赤悬神洲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通焉。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也。”（注：《史记》传七十四。）但这个头脑中的世界，带有很大的模糊性与猜测性，虽有智慧的闪光，却距现实遥远。

因此，在古代，直到中世纪时期，一部正规意义上的世界史还在准备与雏形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哪一个国家、民族创建了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社会经济繁荣，总体文明程度领先的王国或帝国，在与当时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会占据主动的地位。我国古代的汉、唐、明等几个大帝国，在对外交往与文明交汇中基本上都是居于一种高屋建瓴的态势。当时的外部世界还没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和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以及建立在这种更高文明、更高社会形态上的强大国家或国家群，能够对中华帝国的兴衰与社会发展作出质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如果我们修撰汉、唐、明等王朝的历史，它们的外部环境或对外关系固然也不应忽视，但比起修撰清史来，其重要性就相差不知几许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部二十四史，所有王朝的外部环境加起来，也没有大清帝国的外部环境来得重要。

“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清王朝（1644—1911年）存在的268年，正好处在这个历史时代。正是从16世纪开始，世界走向一个巨大的质变，近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占据了文明的制高点。资产阶级在组织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将这个世界编织到一体，从而创造并书写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而这个崭新的历史进程，逐渐地并不可逆转地将大清帝国纳入了它的框架之中，从外部影响、制约直至通过其内部变化，规定了帝国的衰亡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因此，在修撰清史时，就不能不时时刻刻、方方面面考量着它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以何种方式、怎样的力度日渐深入地介入了帝国的发展，在帝国内部运动中起了何种催化、腐蚀、破坏与革新准备的作用。

近三个世纪的大清帝国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变动与发展的速度，更是迅猛的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大清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被动，因而越来越异化，终于从一个雄强一世的东方大帝国、一个中央王国，异化为一个半殖民地、一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

大清帝国的历史，是有阶段性可寻的。大体而言，似乎可以划分为早期，即初创期，大约从1644年到平定三藩之乱；全盛期，即康雍乾盛世；中后期，即问题期，大致在嘉道年间；晚期，即中国近代史前期，1840—1911年。从更宽泛意义上，我们也不妨注意一下世界近代史的阶段性。一般而论，世界近代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早期原始资本积累时期，从16世纪到18世纪；然后是产业革命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下半叶；再就是帝国主义时期，从19世纪下半叶到1945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现当代时期，另当别论。这样，我们看到：大清帝国存在的268年，正好处在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阶段晚期到第三阶段前期。这一对照的意义在于，它向我们清晰地指出：大清帝国的初创期和全盛期，大致在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阶段，即原始积累时期，而大清帝国的问题期与晚期，则正好处在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二、三阶段，即产业革命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与早期帝国主义时期。由此，大清帝国在与其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其兴衰轨迹不是更加生动，更加鲜明了么？！

　　　　二

1644年，当八旗入关，小皇帝福临在北京金銮殿上彷徨的时候，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在这一百多年间，葡萄牙人经好望角，占据了印度的果阿、马来半岛南端的马六甲、我国的澳门等地，建立了它线型的东方海上帝国。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依托其拉丁美洲殖民地，占领了菲律宾群岛，几乎将太平洋变成了西班牙内湖。

以西班牙、葡萄牙为代表的早期殖民主义，反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社会需求，因此也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当时东来的西方殖民者，在《马可波罗游记》的鼓舞下，到东方图谋香料、金银以及一切精美的产品和工艺品，同时，他们高举传布福音的旗帜，给自己充满功利主义的野心，蒙上一层正义和美好的包装。可惜，基督的福音换不来任何物质的果实，而殖民者又拿不出什么高档的产品或硬通货与东方进行交换。于是，出路只有一条：赤裸裸的暴力劫掠。从西方殖民者一踏上东方国家的海岸开始，赤裸裸的暴力劫掠就如影随形地陪伴着他们。他们带着火和剑来到东方，留下的是用火和血的文字写下的记录。在东非，瓦斯科•达•伽马首航印度返程中，炮轰了摩加迪沙城邦，达•伽马的后继者阿尔美达，于1505年血洗了曼巴萨城邦：“无论男女老少以至无辜幼儿，全都不免一死。……不仅是人遭殃，甚至天上的飞鸟也被射杀殆尽。”（注：J.S.Kirkman ed., The Portuguese Period
in East Africa, Nairobi,1968,p.73.）在东北非，葡萄牙殖民者在埃塞俄比亚制造了长期的社会冲突与动乱，造成了8，000人丧生。在他们被年轻的“万王之王”法西利达斯驱逐之后，人民欢呼：“西方的豺狼再也不能奴役我们的埃塞俄比亚！”（注：R.Greenfield, Ethiopia, A New
Political History, London, p.61.）在东南亚，1511年当攻占马六甲时，葡驻印总督阿布尔柯克竟下令对城中男女老少一律格杀勿论，并纵容部下在城内大肆劫掠。（注：梁英明等：《近现代东南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葡萄牙殖民者还是罪恶滔天的非洲黑人奴隶贩卖的始作俑者。（注：参见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157页。）至于西班牙殖民者在拉丁美洲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式掠夺罪行，更是罄竹难书。

早期殖民主义在东方的暴力劫掠，造成了亚非与拉丁美洲许多处在文明发展较低梯次的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破坏，甚至中断了这些国家、民族正常的社会发展进程。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说，他们的命运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扭曲与摧残。殖民主义的负面历史作用，是巨大的，甚至毁灭性的。

早期殖民主义的触角伸到中国，是在明朝中叶。受其自身特征规律性的支配，来到中国的早期西方殖民者，并没有改变其暴力劫掠的恶的本质。葡萄牙殖民者甫抵我国广东沿海，就“拐掠城市男妇人口，卖夷以取货，每岁不知其数”；“所到之处，硝磺刃铁，子女玉帛，公然搬运，沿海乡村，被其杀掠，莫敢谁何”。（注：史澄：《广洲府志》卷一二二。）西班牙殖民者在占领菲律宾群岛后，北上入侵我国台湾。荷兰殖民者更在1624年，即晚明天启四年，侵入台湾，建立赤嵌城，并掠夺土地，搜刮赋税，掠卖人口，实行残酷的殖民占领和统治。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耶稣会士自16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我国内地传教。在这一过程中，开始了近代中西文明的交汇。事实上，当我们回顾明中叶以后的中西交往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伴随着这一交往的展开，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日益凸显，而殖民者的暴力劫掠活动则渐有软化的趋势。西方殖民者并非不想将他们在华暴力劫掠活动无本万利的继续下去，而是碰到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东方封建帝国，使他们不得不收敛本性，改变策略。

即使到了16世纪20年代，大明帝国早已盛世不再，葡萄牙殖民者在大明水师面前依然是碰得个鼻青脸肿。“中国官吏令葡萄牙人退出屯门岛，葡人不从，中国战舰遂攻之，葡人大败而归。”（注：
Emil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as,
Vol.Ⅱ,p.319,London,1910.）1523年发生在西草湾的海战，更是“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女十人，获其二舟”（注：《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年三月。）。经过反复的交往，碰撞与冲突，葡萄牙殖民者终于向中华帝国软化。1553年，葡人“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占据了澳门。“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注：郭fěi＠①：《广东通志》。）这是近代西方殖民者用行贿的手法，首次搞“洋腐败”，击中了第一名中国贪官，“非暴力”获取了澳门。此后，澳门葡萄牙当局更向中国政府缴租纳税，甚至助兵平叛，终于成了中华天朝眼中的“良夷”。由于长期的传教与贸易，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与明廷关系良好。大清立国后，南明小朝廷还不断有人希望借助澳门葡人的力量，挽狂澜于既倒。而澳门的葡萄牙人也在相当一段时日里，怀抱着同情亡明的立场。然而，前产业革命西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加之葡萄牙这个地处西南欧一隅的小国国力的局限。葡萄牙殖民者对大清帝国的建立，竟完全无力施加任何影响与制约，只能坐等与之修好的时机。

至于17世纪崛起的荷兰，虽则侵占我国台湾，并在打击老牌殖民者葡萄牙时毫不手软，占尽优势，但在中华帝国面前亦显得力不从心。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荷兰人与葡萄牙、西班牙人一样，难有作为。至多不过拿海外华侨作为欺凌对象，恣意屠杀，显露其原始积累时期恶的本性。有时，荷兰殖民者怕影响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内心恐慌，事后还要专门遣使向中国皇帝谢罪。至于荷兰人侵占的台湾，则根本无须待大清帝国动手。一位统领25，000名精兵的抗清英雄郑成功，一次成功的跨海作战，就将宝岛收复，将荷兰殖民者赶下了大海。

　　　　三

西方殖民主义影响、制约不了大清帝国的建立。同样也影响、制约不了康雍乾盛世的到来。因为，在康雍乾盛世的辉煌时期，世界资本主义还处于原始资本积累的晚期，处于向产业革命过渡的阶段。

按照一般的判断，1733年开伊发明飞梭，标志着产业革命的开始；到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英国率先完成了产业革命。至于欧洲大陆以及北美地区的产业革命的完成，则要后推至19世纪中叶了。英国完成产业革命，大英帝国开始了它的崛起。但此时已是康雍乾盛世的尾声。“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已经是75岁高龄。当年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宇衣宵食、励精图治的时候，西方产业资产阶级正初出茅庐，刚刚登上历史舞台。西方殖民列强“船坚炮利”的日子还在后面。靠个把开伊制造的飞梭，哈格里斯夫制造的珍妮纺纱机和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是动不了大清盛世的。完全有理由说，当时中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还能够允许大清盛世的出现，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制约甚至扭转中国沿着它既定的轨道发展、运行。

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应该怎样来看待和评判康雍乾盛世这个大清帝国的全盛期呢？我认为，还是应该从正负两个方面给予这个盛世一个全面、辩证的认识与评价。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都要说够、评足。就是说，要评说到位。

康雍乾盛世，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大致有六大贡献可以彪炳青史，垂范千秋。第一，基本上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疆域，奠定了今天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的基础；第二，大致完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成熟、完备、前近代型的行政管理体制，能够很好地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服务；第三，重视农业生产，努力推动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全面高涨；第四，注意农业人口的合理负担，政策导向比较妥当，从而促进了人口的巨大发展。这里要说明的是，和今天知识经济时代不同，大清帝国所处的自然经济时代，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发达与否的主要标准，是看其人口的多寡。这也是一个家族为什么祈求多子多孙，一个国家为什么希望广土众民的实质所在；第五，由于疆土广袤、人口众多、国势雄强，因此在平定三藩之后，帝国大致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安定局面。其间虽有内征准噶尔之役、大小金川之役等一定规模的军事行动，也有外抗沙俄的雅克萨之役，但大体而言，没有全局性的帝国对外战争。这样，在帝国的中原与江南等主要农业区，社会生产不受干扰，人民生活比较安定。这就促成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高度繁荣；第六，作为东方最为强大富庶的帝国，大清帝国一如既往诸王朝的传统，经略“华夷秩序”，除了与缅甸进行过一场中方应多负责任的冲突外，基本上与周边远近诸国保持了和平、友善的关系，从而维系了东亚国际格局的稳定与安全。

以上这六个方面的贡献，尽管其中许多内容是承袭了秦汉以来历代中国封建王朝上升时期励精图治的传统，尽管其中也含有封建主义带来的负面因素，但从中国历史的发展看，仍然是积极、巨大，有的甚至是带有原创性的进步。这一历史性进步，的确超越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更不必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了。不过，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看，康雍乾盛世比较起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开元之治，乃至明初洪永熙宣盛世来，有一个重大的缺憾。

我们知道，从两汉到明初，人类社会一直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条件下摸索前进。在包含中世纪在内的整个古代，中华文明可以说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环视全球，在两汉帝国时期，只有西方的希腊罗马文明璀璨辉煌，与东亚的中华文明交相辉映。罗马帝国与汉帝国是站在同一个文明梯次，并驾齐驱的时代弄潮儿、历史领先者。同样地，当大唐帝国气宇恢宏、英名远布的时候，西亚伊斯兰崛起阿拉伯帝国与穆斯林文明。也正是处在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同一层面，大唐文明与穆斯林文明之间，互相吸引，互相羡慕。大唐对伊斯兰的流布，抱着宽厚的包容态度。同样，先知穆罕默德在《圣训》中也教导弟子们说：“你们求学，哪怕去中国！”（注：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0页。）阿巴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奠都巴格达时更明确指出：“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注：转引自郭应德：《古代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经济关系》，载《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页；原载塔巴里：《历代民族和帝王史》第6卷，开罗1939年版，第143页。）上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初的洪永熙宣之治。可以说大清以前的历代盛世，都以自己骄人的成就领先世界。在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方面，都是当时世界的前驱、时代的先觉。

康雍乾盛世则不然。此时中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发生了质的巨变，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近代资本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已经开始进入历史舞台的中央，一种新的文明，近代资本主义的文明，正以其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以其前所未有的野蛮方式，开始以高屋建瓴之势压倒包括古代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上一切前近代类型的文明。如此一来，康雍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看则无疑为盛；从世界历史上看则可能是衰，或者渐入衰境的一个动态过程。

凡历史事物，有比较方能鉴别。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就古代社会生产力条件而言，大清盛世的确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以农业这个封建社会国民经济的基础而论，18世纪末，即康雍乾盛世之末，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达2040亿斤；其总产量与亩产量均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同世界当时先进国家相比也不遑多让（注：戴逸主编：《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5页。），以致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奈盛赞当时中国农业“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者”（注：郭fěi＠①：《广东通志》。）。然而，正是在中世纪晚期，中国与西欧农业生产的对比开始发生急剧的逆转。例如，在英国，以圈地运动这一原始资本积累的手段为杠杆，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13—14世纪农业劳动生产率还不过每户2，369公斤，可能远不及中国；到15—16世纪则上升为每户5，520公斤（注：侯建新：《中世纪晚期中英农业发展趋向的比较》，载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146页。），明显地高于中国。这就是说，大清盛世盛则盛矣，却不能为产业革命创造任何生长的空间。这个以农业繁荣为基础的盛世，仍然走不出中国历代王朝盛世最终由盛而衰的怪圈，找不到向更高社会经济形态过渡的出路。

在政治生活方面，以军机处的创立为代表的行政体制的变革，进一步强化与完善了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治制度。这一政治制度与行政体制在管理、支撑庞大而情况复杂的大清帝国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就压制直至窒息了国内一切新鲜的进步的思想、政治活动，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正是在同一时期，欧洲诸国不仅出现了被恩格斯称之为“瓦解中的封建君主制和萌芽中的资产阶级君主制”的专制王权，在扶助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阶层反抗封建贵族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客观作用，而且还在大清立国的前夕，就爆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当康熙大帝励精图治、大清盛世正在全面展开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通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已经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而当乾隆皇帝由于春秋日高，为政日渐驰怠昏庸，社会危机四伏，盛世已成一具美丽的外壳时，攻占巴士底狱的炮火和列克星敦的枪声，报道着从西欧到北美大陆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大革命时代的来临。在《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那闪光的大旗面前，大清龙旗显得是多么古旧；在近代资产阶级议会面前，军机处显得已多么落伍；在华盛顿两届总统任期完成时发表的告国人书面前，乾隆皇帝太上皇的苦涩显得又是多么难堪！

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统治者在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带有更大的残酷与野蛮色彩。文字狱几乎是与大清盛世相终始，即使是在康雍乾当时，再无耻的御用文人也无法将它歌颂成为一桩“盛事”。大清盛世的这个负面，在与外部世界相比较时，甚至令今天的中国人也感到羞愧。谁人不知，当死去多时的徐述夔因其诗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而被剖棺戳尸时，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中已涌现出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毕封、卢梭、博马舍等一大批优秀的思想家，他们的不朽著述，凝炼了自由、平等、博爱等近代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进步思想，至今仍给人类文明的进步以丰富的启迪。

最后，在对外关系方面，大清盛世一仍其旧，在前代的传承与基础上继续经略“华夷秩序”，使其更加一以贯之，更加成熟与完备。不过，如果说在汉、唐、宋、明诸朝，在世界还处在前资本主义历史时代，中华帝国在营造“华夷秩序”中还在扮演一种历史的积极创造者的角色，而“华夷秩序”这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还在以它和平、友善、稳定的作用，在人类的文明交往与文化交流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那么大清盛世时，几位堪称英明的皇帝和整个中国的统治集团还在那里精雕细刻地经略“华夷秩序”，恐怕就只能成为一种盲目和庸庸碌碌的作为了。这是因为，大清盛世时的“华夷秩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依其惯性，让中华帝国在对外关系上继续维持一种中心的主动地位，让中华文明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继续保持着一种文明或文化的顺差，但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一个即将取代这一古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新型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由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推出的条约体系，正在破坏古老的“华夷秩序”。正是在康雍乾时期，西方殖民主义第二次大潮，即产业革命所造成的大机器生产产品的洪流已基本酝酿完毕。1757年，当乾隆皇帝正在四十余岁的盛年，英国与印度公司发动普拉赛战役，开始了对印度次大陆的殖民征服历程。而在此前后，乾隆皇帝还在忙于其“回部”战争与大小金川之役。此时，“华夷秩序”的外围如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等地区早已崩塌。（注：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西方殖民列强的新主角，英、法两国的殖民触角也开始向东南亚腹地——印度支那、缅甸等地渗透，并步步近逼大清帝国。对外部世界的这一巨大威胁，大清帝国竟然懵然无知。从乾隆皇帝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接待，就可以看出整个清廷对于世界大势是多么的颟顸了。

　　神秘的东方国度对燕卜荪极具吸引力，他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亚洲。他曾于1931至1934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英国文学。1937年我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就在中华民族的危难之际，燕卜荪毅然受聘于当时的北京大学。他临危不惧，于同年乘坐日本人的军火列车来到战火中的中国。当时的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为了不中断人才的培养，北大与清华、南开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迁往内地，在极度困境中继续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这位风华正茂的异国青年，随着上述三所大学的学生，冒着日军的炮火一路南下，经湖南来到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在南迁的路上，燕卜荪不畏艰苦，和中国师生一样风餐露宿，同甘苦共命运。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诸多暴行，学生无辜地失去生命。在途中，有一件事情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抹去的印象：在湖南期间，一个千余名师生就餐的地方被日军的炮火炸得粉碎。在忍饥挨饿之中，他依然用那出众的诗歌才华进行着思考，写下了长诗“南岳之秋”，非常具体地描绘了他们当时所处的困境，同时也展示了师生们的乐观向上的思想态度，以及面对种种艰难困苦所作的思考和坚强的信念。在西南联大，这所中国现代历史上独特的流亡大学，燕卜荪同沦陷的中国同生死共患难，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也和联大的师生结下深情厚谊。

　　燕卜荪1940年返英，但他与中国的缘分无论如何也割舍不了。1941至1945年间，燕卜荪曾任BBC电台汉语部编辑。1947年，他再次告别祖国，来到早已迁回的北京大学任教。他不仅为园林般美丽的北大所深深吸引，而且也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欣喜。据北外已故名教授王佐良回忆，“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庆祝我国国庆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队伍里就有着他们夫妇。”一位研究燕卜荪的中国学者说得更加具体，“在开国大典时，他和他的妻子海托走在欢乐的游行人群中。”1952年他离开了深爱着的中国返英，后在谢菲尔德大学任教，讲授文学。1974年，剑桥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这所曾因在他宿舍发现避孕套而将其除名的母校，终于张开怀抱迎接曾经“犯错”的学子回来。1978年英国女王授予他爵士头衔。

　　追根究源，燕卜荪的中国情结极有可能和他的导师瑞恰慈有关。燕卜荪天分和才情极高，1930年就发表了文艺理论专著《朦胧的七种类型》。他在剑桥曾拿下数学和英文两个第一，他是从数学后转到文学上来的，是剑桥著名文学理论家瑞恰慈的高足。据李赋宁回忆，瑞恰慈曾在清华任教一年，后又几次来清华、北大讲学。燕卜荪恐怕很难不受他的影响。吴宓在日记中曾记载，在他访英期间燕卜荪曾去牛津看望过他，并表达了想去中国大学教书的意愿。在南岳期间，燕卜荪曾和当时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同住一寝室。王佐良这样深情地回忆在南岳衡山第一次聆听恩师的课的，“那时侯，由于正在迁移途中，学校里一本像样的外国书也没有，也没有专职的打字员，编写外国文学教材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燕卜荪却一言不发，拿了一些复写纸，坐在他那小小的手提打字机旁，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一剧硬是凭记忆，全文打了出来，很快就给我们每人一份！我们惊讶于他的非凡的记忆力：在另一个场合，他在同学们的敦请下，大段大段地背诵了密尔顿的长诗《失乐园》；他的打字机继续‘无中生有’地把斯威夫特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和A·赫胥黎的‘论舒适’等文章提供给我们——然而我们更惊讶于他的工作态度和不让任何困难拖住自己后腿的精神。”著作等身的王佐良还谈及燕卜荪对自己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的年代里，每逢我自己在教学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感到疲惫，一想起他在南岳的情形，我就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他的行为成了我衡量自己工作态度的一种尺度。”

　　已故著名学者杨周翰教授在谈及自己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时，他充满感激之情地说道，“从1938到1939年，我完成了大学学业。这一年对我收获最大、对我以后的工作影响最深的是燕卜荪先生的现代英诗。他从史文朋、霍普金斯、叶慈、艾略特一直讲到30年代的新诗人奥登。他自己是诗人，朗读诗歌极有韵味。但他不讲自己的诗，请他解释他的晦涩的诗，他总是不肯”。在南岳期间，他和联大的很多文学青年苦中有乐，他们有时彻夜长谈，喝浓茶，偶尔也喝点酒。他们极其认真地、几乎有些放肆地评论着作家作品。他们读诗、背诗、写诗；而燕卜荪几乎参加了这一切活动。也“只有在这种场合，特别是有几杯酒下肚的时候，这位平素沉默的英国青年诗人才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王佐良语）联大时期燕卜荪的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为我国外语教育、外国文学研究以及新诗创作方面的栋梁之材，成为这些领域的佼佼者和领军人物。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李赋宁、许渊冲及杨周翰等都曾执掌着中国外语教学或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牛耳；而穆旦、杜运燮、郑敏、赵瑞蕻、杨苡及袁可嘉等在新诗创作上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西南联大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特殊时期的产物，而作为外教的燕卜荪在中国危难之时，不畏艰苦，来华执教，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杰出人才，这已成为中国高教史上的一段佳话，极为人们称道。燕卜荪在1984年就离开了人世，而时至今日，他的学生大多也已作古或已是耄耋之人，但他乐于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对这位国际友人的研究似乎还不够，除了《朦胧的七种类型》及他的几首诗有中译外，《牧歌文学的几种表现形式》、《密尔顿的上帝》及《运用传记》等似乎还未见有中译本面世。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近来有学者写出了研究燕卜荪的博士论文。“燕师”在中国播下的种子还在继续发芽生长着。

　　 武丁是商朝的第23个国王。据说，武丁年少之时，父王小乙为了其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国王，就把他派到外地观省民风、增长见识和锻炼才能。于是，武丁来到黄河两岸，观察当地人民的生活，接触大量的平民和奴隶。有时，武丁还和这些人一起参加农业劳动。这些生活体验，使他了解到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的不易。

　　武丁是盘庚以后最好的国王，具有雄才大略和远大的政治理想。有个叫傅说的贤人，是个奴隶，他在参加修建工程时，被掌管该项工程的百工发现，向武丁举荐。武丁亲自去面见这位贤人，发现他果然谈吐不凡，是一个经世济民的奇才。武丁为了任用傅说为相，三年不管事，自称梦见圣人，并画出傅说的相貌，令百官去寻找。殷人信鬼，武丁以此方法举傅说做宰相,贵族们便不敢反对。事实证明，武丁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自从傅说被提拔为相后，一心一意辅佐武丁，帮助武丁大力振兴政治、经济、文化，缓和了奴隶的对抗，商因此复兴起来。武丁死后，被称为高宗。

　　由于武丁善于选拔人才，善于任用人才，所以在他的身边，就聚集了众多的名臣，除了傅说以外，还有甘盘、祖己等人。有一次，武丁祭祀成汤之时，一只野鸡飞到了鼎身上啼叫。在王都的郊外，有一片茂盛的森林，是飞鸟经常栖息的地方。所以，一只野鸡飞到太庙中来鸣叫，这本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武丁却认为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害怕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祖己趁机劝谏武丁：“请大王不要担惊，不要害怕。现在，只要你修好政事，励精图治，勤俭节约，一切不祥之兆自会烟消云散。”当时，武丁用来祭祀的祭品过于丰盛，而祖己担心他流于奢侈，便劝谏如此一番话。武丁是一个虚心纳谏的君王，非常乐意地接受了祖己的劝谏。聪明的大臣往往借自然的异变来劝谏君王，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野鸡鸣叫和共生树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武丁时期，对周围侵扰商朝的各诸侯国、方国，包括羌方、土方、人方、鬼方、虎方、荆楚等展开了一系列的征讨。此举在带来了国家稳定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比较安定的生活空间。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战争同样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等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武丁的大规模战争，为商朝几百年的基业过早唱起了日暮时分的苍凉之曲。武丁中兴既是商朝兴盛的顶点，也是由兴盛走向衰败的开始。

　　奴隶制度
　　
　　商朝的奴隶主阶级，由以商王为首的各级奴隶主构成。在名义上，商王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他把土地和奴隶分配给王公、贵族、诸侯等，从而形成占有不同数量土地和奴隶的大小奴隶主。他们残酷地压榨、剥削广大奴隶，过着穷奢极欲、花天酒地和作威作福的生活。

　　奴隶呢？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是无声的工具，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奴隶是社会上受到剥削和压迫最为沉重的阶级，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本身也是奴隶主的一种财产。商朝时期，奴隶的种类比较多，有农业奴隶、畜牧业奴隶、手工业奴隶和家内奴隶等等。其中，农业奴隶是奴隶“大众”的主力军。甲骨文中常见“众”和“大众”的字眼，经过专家研究，断定这就是商朝的农业奴隶，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甲骨文的“众”字，上边一个太阳，下边三个人，就像许多奴隶在烈日下劳动。当他们在烈日下劳动的时候，都有甲骨文称作“小臣”一类的奴隶主在监督，在催促，在鞭打。除了农业劳动外，他们还要承担各种劳役，还要接受各种军事训练。在畜牧业和手工业部门，奴隶主还要役使大量的奴隶。在奴隶主的家里，大批奴隶服务于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在众多的奴隶之中，只有极少数的奴隶会得到奴隶主的宠信，从而摆脱奴隶的悲惨命运。比如伊尹原来就是家内奴隶，后得到成汤的信任；傅说是罪徒，后得到武丁的赏识，从而荣升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这样的例子实在很少。在商朝，奴隶主对奴隶的惨无人道，集中体现在人殉制度和人祭制度上。生前，奴隶主贪婪地吮吸奴隶的膏血；死后，他们以大量的奴隶作为陪葬，妄图把人间的剥削压迫生活带入冥世，这就是人殉制度。从目前所发现的商朝墓葬看，每一个大、中型墓（这些都断定为奴隶主之墓）中，都有数量不等的殉人，少则几人，多则数百人。每到祭祀时，仍要杀死一些奴隶作为祭品。这种用奴隶作为“牺牲”来祭祀的制度，就是所谓的人祭或人牲制度。成汤求雨时，史官们就打算用人牲祭祀。甲骨文中还记载有各种人祭的方式，如“焦妾”，就是用熊熊烈火活活烧死女奴以求雨；“沉妾”，就是把女奴投于水中以祭神；“伐羌”，就是杀死羌奴以祭祖。甲骨文中关于人祭的记载，记有人数的有1992条，共用13050人，没记人数的1445条，估计也有上万。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管窥商朝时期人祭的数量，体会到奴隶制度的残暴。另外，奴隶主在宫殿、居室建成奠基之时，还会在其四周埋上若干奴隶和牛、羊、狗等，以保佑宫室的坚固和居室的吉利。

　　在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奴隶们过着如牛如马、抑或牛马不如的生活。这些有血、有肉、有智慧的奴隶，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开始反抗商朝奴隶主的统治。当然，他们的反抗，并不像后来封建社会的农民一样，能够组织起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他们只是以怠工和逃亡等方式来反抗商朝的残暴统治。为了防止奴隶的怠工和逃亡，商朝的统治者设立了监狱，制定了包括砍头、剖腹、割鼻、活埋、刖足和剁成肉酱等各种酷刑。其中，刖足是商朝最流行的刑罚之一，是用铜锯从脚踝骨处锯断下肢，以示警示和惩罚。

　　商朝的奴隶制度，无疑是一种极其野蛮、惨无人道的社会制度，应当受到批判和谴责。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奴隶制度却是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正是由于奴隶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才推动了商王朝农业和手工业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创造出极其辉煌灿烂的商朝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青铜铸造业。举世闻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朝文化的骄傲。大鼎长 厘米，宽78厘米，壁厚6厘米，耳高133厘米，重达875公斤。鼎身以雷纹为地，上有龙纹盘绕，四角为饕餮纹。试想，在科学技术并不甚发达的商朝，如果没有众多奴隶的共同协作，没有细致的分工和优越的技术，怎么会有司母戊大方鼎的诞生？奴隶制度虽沾满了罪恶的血腥，但也创造了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文明，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人类历史上不可或缺的进步阶段。

 纣王无道

　　武丁时期，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国王生前便预立嫡长子为王位继承人，以避免子孙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的纷争。此后的国王都是以嫡长子身份继立的。嫡长子继承制，一方面加强了王权，减少了王位继承的纷争；另一方面，王位既定，也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削弱了商朝的统治。西周初期的大政治家周公旦，目睹了商王朝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过程。辅佐周王时，他以祖甲以后商朝的历史为借鉴，反复告诫周成王：“商朝自祖甲以后的国王，由于从小生活在深宫之中，不懂稼穑的艰难，也听不到人民的疾苦之声；优越感特强，不知道好好学习为君之道，也不懂得倾听别人的意见，这样的国王，只知道沉溺于享乐之中，怎么可能会有大的作为呢？怎么可能不断送商朝的天下呢？不仅如此，由于这些商王个个荒淫享乐，所以没有一个长寿的，一个个都是短命鬼，在位的时间长则十年八年，短则二年三年。”盘庚迁殷，原想纠正贵族的腐化堕落，可是武丁以后，他们腐化更甚，到纣王时更达到最高程度。他们一般的生活，是淫乱好色，是打猎游玩。他们荒废耕地，让麋鹿禽鸟生长。他们想出各种残酷的刑罚，榨取财物。他们日夜酗酒，整个统治阶级都沉溺在酒里。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有相当大部分都是酒器。从这些众多的、精美的酒器中，我们不难想见商朝统治者穷奢极欲嗜酒的习惯。试想，上至商王，下至中小贵族，基本上囊括了大大小小的所有统治者，每天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都只会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这不是活脱脱的行尸走肉吗？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这又是何其的不幸？统治阶级如此不思进取，不思变革，作为底层的奴隶阶级，除了镣铐以外，失去了所有的生活和生产资料，甚至生命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反抗。社会矛盾如此激烈，奴隶反抗方兴未艾，商朝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纣王继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试图重振昔日雄风。他御驾亲征，平定东夷，把中原文化传播到了江淮地区。大批战俘成为商朝的奴隶，也有力地促进了商朝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战争的胜利，却冲昏了纣王的头脑，他开始追求荒淫无道、花天酒地的生活。爱江山更爱美人的他，为取悦历史上另外一个红颜祸水——妲己的欢心，不惜巨资，造离宫别馆，筑亭台楼阁，建酒池，悬肉林，让男女裸体追逐于酒池肉林间（酒池就是凿一个大得可以行船的池子，里面灌满了酒；肉林就是在酒池旁边竖立许多木桩，上面挂着烤得香喷喷的肉。纣王和妲己在酒池边上尽情地酗酒，到肉林尽情地吃肉）。更有甚者，他甚至惨无人道地剖开孕妇的肚子，取出未成形的胎儿，嬉戏取乐，真是暴虐、残忍、奢侈、荒淫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人们常说，英明的君主旁边会有许多贤臣，而昏庸的君主旁边必定会有一帮的谀臣。当然，这不是说贤臣和谀臣都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而是因为英明的君主亲近贤臣，远离谀臣；昏庸的君主亲近谀臣，远离贤臣。而纣王身边就有这么几个助纣为虐的谀臣，如费仲、蛮廉、恶来和崇候虎等。他们都是当政的大臣，因善于阿谀奉承、迎合纣王和妲己，深得信任。于是，这帮小人就仗势欺诈百姓从中渔利，百姓恨之入骨。

　　纣王的行为招至众诸侯和大臣的强烈不满。有一位九侯献给纣王一位美女，由于她不善淫欲，一怒之下，纣王将她杀掉，并把九侯剁为肉酱。另一位侯王向纣王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也被纣王所杀。有西伯侯者（即西周的开国之君周文王）暗自叹息，不料被奸佞小人听到而被告密，他也因而被囚禁了七年之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里之囚”。后来，西伯侯的臣下屡次进献纣王美女、奇物、良马等等，纣王才将西伯侯放回属国。

　　 纣王的异母哥哥微子启劝谏他说：“我们这样拼命地喝酒，不但败坏了先祖留下来的美德，而且使我们的百姓、大臣都做出了许多苟且之事。如果再不悬崖勒马，我们商朝可能就要灭亡了。”纣王对微子启的劝告充耳不闻，微子启只得偷偷离开他。纣王的堂兄弟箕子也来劝谏，纣王不但不听，反而把他囚禁起来。纣王的叔叔比干好言规劝，丧心病狂的纣王居然命人活活剖开比干的肚子，取出心来观赏。纣王的残暴无道，吓得大臣人人自危。有的装病不出，有的虽上朝但不发一言，有的投奔了周武王。

　　 纣王对大臣们尚且如此，对老百姓就更是肆无忌惮了。他要造鹿台，就强迫老百姓服劳役；他要喝酒，就随意地抢夺老百姓的口粮；他要吃肉，就迫使老百姓没日没夜地到深山老林之中猎取野兽。爱妃妲己喜欢看杀人，他就命人用炭火烧热铜柱，强迫老百姓抱柱爬行，直至死亡，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炮烙之刑”。老百姓实实在在生活不下去了，只好扶老携幼，哀号哭泣着四处逃亡，寻找乐土。

　　据文献记载，夏商两代的亡国之君——夏桀和商纣,并非平庸无能之辈。纣王天资聪慧，能言善辩，才智过人，曾空手与野兽搏斗。但他们的暴行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历史学家早已经指出过，这可能是后世史家为了告诫帝王勤政省刑，刻意历数夏桀和商纣的罪状，将两人不同的事情各自附会起来，以达到警示的目的。但是，无可怀疑的是，纣王的暴行，激化了社会矛盾，早已磨刀霍霍等待时机的周武王正在向他走来，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已悄悄揭开了帷幕的一角。

    商朝600多年的历史中，定都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殷（今河南安阳），而仅次于殷的都城则是亳（今河南洛阳偃师商城遗址一带）。商朝建立之前，成汤就把都邑迁到了亳，自称武王。此后的100多年间，是商朝国力蒸蒸日上的时期。从成汤、经太甲、到太戊六代十一王的努力，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商朝刚刚建立，王畿内就发生了一场旱灾，共延续了七年。这场旱灾，旱情非常严重，烈日暴晒，河井干枯，禾苗不生，庄稼颗粒无收，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旱灾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由于商朝时期，科学技术还很落后，商人无法解释这些类似的自然现象，把它看成是上帝的安排。于是，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人们纷纷祈求上天，希望早日下雨，缓解旱情，然而毫无结果。到第七个年头，成汤命令史官们在一座草木茂盛的山上，选桑林设立祭坛，亲自率领伊尹等大臣向上天祈雨。但是，成汤的祈雨行为依然无果，毫雨未下，他就让占卜原因。史官们说：“拜祭时除了要用牛羊作牺牲外，还要用人牲。”成汤听了以后，生气地说：“我祭祀占卜祈雨本来就是为了人民，怎么能再把无辜的人烧死呢？还是用我来代替吧。”于是，成汤先命令把祭祀的柴火烧起来，然后将自己的头发和指甲剪掉，沐浴洁身，最后向上天祷告说：“我有罪，就惩罚我一个人吧，不要惩罚我的臣民。”祷告完毕，毅然向燃着的柴火走去。恰在此时，天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成汤自我牺牲的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帝。于是，商人都用歌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他的热烈拥戴。这只是一种机缘巧合，只是一个非常

    简单的自然现象，但是成汤这种勇于牺牲自我的精神，却值得敬佩和景仰。

    成汤死时，长子太丁已逝，太丁的弟弟外丙继立为商王。外丙在位仅三年便死去，又由他的弟弟仲壬继位，仲壬在位四年便死去。这一时期，商王朝的大权事实上掌握在大臣伊尹手中。伊尹又立太丁的长子、成汤的嫡长孙太甲为商王。太甲继位后，面对着四方臣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局面，开始头脑发热，飘飘然起来。他认为天下已经太平，不需要管理，只需要享受，便耽于酒色之中，追狗逐兔。荒疏了政事不说，还宠信奸佞小人，这和他祖父成汤的做法大相径庭。伊尹便苦口婆心地向他讲述夏桀暴虐伤民、宠爱妹喜、失德亡国的历史，讲述成汤如何反对暴虐、爱护民众、亡夏建商的历史。可是，太甲根本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吃喝玩乐。伊尹并没有失去信心，继续教导太甲，要想做一个好的君王，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什么事情。这次，太甲开始厌烦伊尹整天在耳边唠唠叨叨，并且责备他多管闲事，怀疑他想要篡夺王位。多次的批评教育都没有成功，伊尹经过再三的思虑，就把太甲囚禁到王都郊外的桐宫，自己摄政处理国家大事，接受诸侯的朝拜。在桐宫的三年中，太甲开始反省，开始重新思考伊尹的教诲，逐渐认识到自己以前的做法是不妥当的，愿意改过自新。于是，伊尹亲自到桐宫接回太甲，并且还政给他。太甲重新登上王位后，果然痛改前非，效法成汤，兢兢业业主持朝政。于是，商朝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

  　太甲死后，商朝经历了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四个王，又呈现衰败的迹象。雍己死后，他的弟弟太戊继位。太戊继位后的第七年，王宫的庭院中长了一棵桑树，在桑树下，又长出一棵谷树，而且两棵树都迅速长成了参天大树。这本来是植物生长中的一种偶然现象，但商人并没有这种植物学知识，再加上商人特别迷信鬼神，就把它看作是妖怪。太戊非常惧怕，尹陟（伊尹的儿子，太戊执政时期的重要大臣）趁机劝说道：“臣听说，无论什么样的妖魔鬼怪，一见到帝王之德就会自行退却。这些不祥之兆，可能是大王在治理朝政时有了某些闪失。只要大王能够把政治搞好，妖怪自然就会不攻自破。”经过尹陟的劝诫，太戊励精图治，勤勤恳恳，修德治国，使得商王朝重新振作起来，出现了自建立以来最好的局面。不久，这种迅速长成苍天大树的共生树，也如昙花一现那样迅速枯死了。从此，太戊更加敬重尹陟，事事必定请教尹陟。商朝的国运如日中天，蒸蒸日上。

　　盘庚迁都

    　从商王汤武到盘庚共历十代，中间迁都五次。迁都的原因，后世学者众说纷纭，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争夺王位。从第六代仲丁到第十代阳甲，众兄弟之间争夺王位的斗争渐趋激烈，政治衰乱不堪。商朝的王位继承制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相结合的方法。具体的操作细则就是：商王死后，王位就由弟弟继承，一直到没有弟弟为止，然后才会传给儿子，至于是传给最大王子的儿子，还是传给最小王子的儿子，则没有定制。商朝统治者实行的是多妻制，一个商王如果不是短命，就会有许多儿子，这样，子侄之间就会引起争夺王位的斗争。所以，《史记·殷本纪》上说，自仲丁以后，废嫡而立诸弟子，诸弟子或争相代立，造成了殷有九世之乱的混乱局面。诸侯、方国趁着商王朝内部的混乱之机，迅速发展起来，与商王室分庭抗礼。身为奴隶主的王公贵族整天只顾吃喝玩乐，忙于争夺权力，完全不理国家大事，不顾奴隶的死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奴隶，纷纷起来反抗，社会动荡不安。商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

    阳甲死，弟盘庚立。盘庚是一位能干的君主，他深知商朝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如果再不进行改革，抑制奢侈恶习，势必走向衰亡。经过长期思考，盘庚决定迁到殷这个地方。殷处于黄河之北，洹水之滨，从政治上来说，离旧都比较远，能够削弱王公贵族的旧势力，缓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摆脱争夺王位的混乱局面；从经济上来说，避开水涝较多的泗水流域，更有利于发展农牧业；从战略上来说，可以更好地防御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各方国的侵扰，同时控制四方诸侯。但是，当盘庚提出迁都到殷之时，遭到了大多数王公贵族的公然反对，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甚至煽动奴隶起来闹事。

    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势力，盘庚迁都的决心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他把反对迁都的贵族集合到一起，耐心地劝说：“我要你们搬迁，是为了让你们拥有更长久稳定的统治，让我们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现如今许多王公贵族整天只知道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对百姓则视如粪土，老百姓都快要生活不下去了。长此以往，他们是必定要造反的呀！你们不明白我的苦衷，不明白我的真正用意，反倒是反对迁都，更有甚者竟然煽动奴隶闹事，想以此改变我的主张。你们真是大大的糊涂呀！打个比方说，如果大家都坐上船，而你却不愿意渡过河，这不是等着这条船沉没吗？这样，不但你会沉入河中，大家也要和你一样沉入河中，这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国家处于非常危急的关头，而你们仍然只顾眼前利益，不做长远打算，这样对吗？”见这些贵族没有反对，盘庚接着说：“我准备把都城迁到殷地。大家都知道，殷这个地方不但土地肥沃，有利于发展农业，而且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可以更好地控制四方诸侯、方国。迁都到这个地方后，老百姓不就可以安居乐业了吗？社会不就可以稳定了吗？国家不就可以强大了吗？”（《尚书·盘庚》）那些王公贵族们虽然心里还有些不服气，但看盘庚态度坚决，也就不敢再提出异议了。于是，商朝迁都的计划终得以付诸实施。

    盘庚带着王公、贵族、百姓和奴隶，渡过黄河，搬迁到殷。在那里，盘庚开始大力整顿商朝政治。茅草盖屋，减轻剥削，反对营造宫室，严惩贵族奢侈腐化。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盘庚因此被称为中兴贤王。在此后的200多年里，商朝一直没有再迁都，所以商朝又称作殷商，或者殷朝，但本名仍称为商。商朝灭亡后，经过3000多年的风风雨雨，殷早就变为一片废墟。近代，人们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一带发掘出大量的商朝遗物，证明那里就是殷的遗址，所以叫作殷墟。从殷墟发掘出来的遗物中，有龟甲和兽骨10多万片，而这些龟甲和兽骨上面，大都刻着很难辨认的符号。经过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仔细研究，认为这就是我国至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字，命名为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证明了商朝的存在，印证了《史记·商本纪》中对商朝的记载确为事实，而且对研究商朝，特别是盘庚迁都以后商朝的社会情况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对中华汉字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也大有裨益。

 （摘自《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

　　在反宦官专权的斗争中，一批不畏强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惩治不法的宦官权贵，李膺、陈蕃、王畅等“党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评议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桓帝初年，司隶校尉李膺亲自带人到大宦官张让的家中搜查，把他的兄弟、罪大恶极的张朔抓获，绳之以法。李膺等正直官吏对宦官势力的打击，遭遇宦官集团的疯狂反扑，官僚士大夫、太学生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迅速激化，并最终酿成“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166年，有个名叫张成的方术士，与宦官往来密切，甚至连汉桓帝也曾经召他去讲学。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儿子杀人。李膺得知后，立即派人将他的儿子抓捕归案。这时，政府果然下大赦令，按例应该将罪人释放，可是张成平素结交宦官，作恶多端。李膺便不顾赦令，毅然将他的儿子处死，遭到宦官集团的诬陷，并进行疯狂报复。桓帝遂指李膺等200多人为党人，下狱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脱的人亦受到通缉。这种伎俩，遭到了许多正义官僚的斥责和抵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迫害党人，他拒绝审理李膺等人，坚决不在判处李膺的公文上签字，因而被罢免。与此同时，大将军窦武虽是桓帝的岳父，但反对迫害党人，并以辞职相威胁，李膺等人也在狱中展开积极的斗争。宦官虽然政治上有很大权力，但社会地位极低，精神上却感自卑。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获得士人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因此，当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亲眷时，宦官们害怕受到牵连，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窦武的从中出面劝说，桓帝被迫赦免党人，但规定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的声望在全国空前高涨，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像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的样子来接近党人。虽然党人的名单还没有被官府登记在案，而全国各地却给党人贯以各种称号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友”等等。这些人互相激励，反抗宦官的呼声再度高涨。168年，桓帝死，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与陈蕃李膺合谋，欲除宦官之祸，不幸事泄。宦官杀窦武陈蕃，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宦官侯览在山阳郡的家属依仗权势，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便向朝廷告发，要求处置侯览。侯览则指使人告发张俭等结党营私，并且无限上纲上线，扩大打击面。灵帝依靠宦官，再次大兴党狱，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惨死在狱中，禁锢六七百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全部免官禁锢，唯有张俭巧妙的躲过了宦官的追捕。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

　　党锢之祸延续了近二十年，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当时宦官们害怕黄巾起义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愿做内应，有些则召还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党徒，准备退让。汉灵帝很孤独，质问宦官们，你们都说党人该杀该禁锢，但关键时刻还是这些党人为国家出力，而你们却和黄巾军通情，其实该杀的是你们。于是，下诏解除党锢。党锢之祸，使东汉社会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致使朝政腐败，社会毫无生机和活力。党锢之祸宣告了东汉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饱受宦官高压的士族阶级因此又得了势，借镇压黄巾起义的机会，纷纷组织武装，等待割据称雄时代的到来。
黄天当立

　　灵帝继位时，年仅十二岁，在一批奸佞小人的影响下，一心求财，花样翻新。他把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量转为皇家私产，由宦官专门替他保管。他在河间老家买田地修住宅，似乎准备在万一当不成皇帝时，还可以回去作个土财主，真是贪婪、可恨、愚蠢、可怜。178年，灵帝又公开张榜出卖官爵，郡守级官员二千万钱，县令级官员四百万钱，关内侯五百万钱，如果按照资历应当升迁的，就出半价或三分之一。家资富裕的先交钱，交不起的还允许赊欠，到任后加倍交纳。对于国家最高级官吏三公九卿，灵帝大概觉得不便公开标价出卖，便通过左右亲信私下交易，以掩人耳目，事实上也有价钱，公千万钱，卿五百万钱。这些官吏的品级更高而价格却不高，主要是因为中央官吏实际搜刮的门路比地方官吏要少一些。定价之外，又看求官人身份及财产随时加减。如名士崔烈半价买得一个司徒做，宦官曹腾（桓帝宦官）的养子曹嵩（曹操父）家极富饶，买太尉出钱一万万，比定价贵十倍。买官卖官后来竟发展到所有的官吏升迁调动，都要先讲好价钱才去上任。往往是，一个官上任不久，另一新官又去上任，州郡官一个月内甚至替换好几次。官怕损失本钱又要大获利钱，一到任便如狼似虎的搜刮，刻不容缓。人民被迫“寒不敢衣，饥不敢食”，贱价卖出自己仅有的一点谷物，让新官一到就得钱，以保全一家人性命。更奇怪的是，有些人不肯贪赃枉法，请求不去做官，竟然被强迫派去。比如，当时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是著名的清官，因而特别减价，只收他三百万钱。得到诏书后，司马直很不痛快，他不愿意做这种事情。于是，他想以请假为名，不去上任，但却得不到批准。没有办法，他只好勉强答应。走在路上，他越想越气愤。于是他上书皇帝，在援经据典、抨击时弊后，服毒自杀。

　　灵帝时，宦官的权势达到顶峰已如前述。在党锢之祸中受封的有一大批宦官，如王甫、曹节等人。这群残废之人，大都没有什么远见卓识，只是一些鼠目寸光的家伙，他们一旦得势，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只知道中饱私囊，只知道残害百姓，只知道阿谀奉承。在这帮奴才统治之下，社会一片黑暗。不仅如此，他们看到太学的学生不可靠，一律禁锢不用，而是另设鸿都门学，培养自己的走狗。另外，他们又窃取兵权，组织武装。从训练爪牙、训练武装来说，灵帝时期的宦官已经比他们的前辈高明了许多。也因为如此，当时的东汉已经成为匪类的天下；当时的洛阳，已经成为匪类的窟穴。

　　上自皇帝，下自宦官、外戚和公卿大臣，都变成百般搜刮百姓、聚敛财富的高手。广大平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过着如牛如马一样悲惨、下贱的生活，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据史载，在河内、河南这两个地区，发生了妇女吃自己的丈夫、丈夫吃自己的妻子的可怕现象。黄巾军大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黄巾大起义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准备的农民起义，这是它与秦末农民起义最大的不同。起义的另一鲜明特点就是利用宗教——太平道发动组织群众。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一支，大约产生在东汉中期。从现存的《太平经》的内容看，太平道主要宣扬宗教唯心主义思想和阶级调和理论，中间还夹杂了一些阴阳五行思想和巫术杂语。这些都对封建统治有利，因而传播太平道被统治者认为是合法的。不过，太平道中也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它所宣扬平等观念和对封建统治者无限制横征暴敛的指责，对劳动人民表示了一定的同情，这使得在无边苦海中饱受煎熬的农民得到了一些精神安慰和寄托。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张角，就是巧妙地利用太平道中的积极思想成分，发动组织群众，从而促成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张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西）人。他与弟弟张宝、张梁通过传播太平道，向广大群众做了长期的思想动员和组织训练。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传道的手段就是治病，具体办法是，让病人在他面前跪拜，倾吐内心的烦恼，以消除郁闷，解除痛苦；然后喝经过画符念咒——可能放了某些药的神水。张角用这种近乎神秘的巫医结合的方式，成功地治愈了许多人。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张角治病灵验的消息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人们就从四面八方纷纷投奔张角。

　　当然，我们要明白，任何时代的农民暴动都不能用一杯符水灌出来，也不能用几句咒语咒出来，只有饥饿和杀人的政治才能把它唤出来。同样，黄巾大起义也不是张角用魔术煽动起来的。如果没有饥饿的流民，如果没有杀人的政治，那么张角的符水和咒语统统都不会起任何作用。事实是，在张角组织太平教之前，即在东汉社会后期，许多地方的农民都开始了暴动。当然这个时候的暴动都是零散的，他们各不相属，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张角明白，没有组织的农民暴动注定要被政府绞杀。因而，他派出八个得力助手，以传教为名，组织发动百姓。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张角把入教的群体进行统一编制，分为三十六方，听从他的统一指挥。

　　张角认为起义的时机逐渐成熟，就宣布了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 天下大吉。”“苍天”，指的是东汉政权；“黄天”，指的是农民政权；“甲子”，指的是当年的三月初五。张角巧妙地利用民间历法，在起义口号中，不但隐含了起义的时间和目的，而且比较隐晦，就连东汉政府听到之后，都没有起疑心。接着，张角到处派人在京城和州郡官府的墙壁上，书写上“甲子”两个字。为了更加稳妥起见，组织者之一马元义又常常去都城探听官府的动静，并且收买了宦官徐奉等人，让他们与农民起义军里应外合，攻打官府。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甲子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农民起义内部却出现了一个叫唐周的叛徒。他把起义的日期、一些教众的姓名和里应外合的全部秘密，作为投降的礼物，全部报告给官府。于是，官府把马元义、宫廷的卫士等张角的同党，约有1000多人捕杀。张角当即立断，迅速采取措施。在灯光之下，他一连写了36封檄文，派人快马加鞭地送到各个分部，约定于檄文到达之日立即起义。太阳出来了。巨鹿的上空，飘起了三面大旗，一面写着“天公将军”（张角），一面写着“地公将军”（张宝），一面写着“人公将军”（张梁）。号角吹起，杀声震天，黄巾大起义爆发了，并迅速推向全国。这个消息传到洛阳，京师震动，统治阶级慌了手脚，迅速调集五校、三河的骑士，募集新兵四万余人，命令皇甫嵩和朱各率一支，前去镇压农民军。朱的官军刚刚进至颖川境内，就被波才的军队杀得大败，急忙撤退到长社（今河南嵩县东北）与皇甫嵩的军队会合。由于农民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把军队扎到草丛中，被皇甫嵩纵火烧了营地。朱乘机强攻，波才的军队招架不住，转胜为败。皇甫嵩率军乘胜向汝南出发；朱的大军挥师南阳，他们一路屠杀了农民军十余万人。同时，卢植、董卓带领官军，直接扑向张角的黄巾军，围困巨鹿城达数月之久，始终未能攻破城池。其间，张角不幸病逝，黄巾军由张梁率领，与官军继续对抗。皇甫嵩也加入到攻城的行列，巨鹿城最终告破，张梁战死。不久，张宝也被他们联合镇压，无数农民军惨遭屠杀。

　　黄巾军的主力虽然被消灭了，但是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并没有被扑灭，许多地区的黄巾军依旧在坚持斗争，有冀州黑山军、西河白波军、青徐黄巾军、益州黄巾军、汉中起义军等等。

　　从张角领导发动的黄巾大起义，到后期持续三十多年的各地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皇朝的统治，横扫了世家大族。黄巾大起义组织严密，口号统一，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为以后的农民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并没有带来东汉政权的巩固，倒使地方军阀割据势力逐渐坐大，军阀与外戚、宦官展开权力争夺，皇室倒成为名存实亡的空架子。

　　189年，汉灵帝死后，其子刘辩继位，是为汉少帝，何太后与其兄何进掌权。此时，宦官的势力仍然很大，尤其是担任上军都尉的宦官蹇硕控制着朝廷重兵，其权势在何进之上。何进非常憎恨宦官，在中军都尉袁绍的帮助下，除掉了蹇硕。趁此时机，他还想诛杀所有的宦官。可是事与愿违，想诛杀宦官的人反而被宦官所杀。听到这个消息，袁绍立即率领军队攻进皇宫，将两千余名宦官，杀得一个不留。董卓引兵到洛阳，逐走袁绍，废少帝，杀何太后，立汉献帝。

　　东汉中期以来祸国殃民的外戚与宦官的斗争，虽然以双方的同归于尽告一段落，但东汉的象征中央集权的朝廷实际上已经消灭，豪强们便公开进行着疯狂的武装混战，割据一方，黑暗的东汉后期开始转入了社会空前大破坏的分裂期。

　　光武帝刘秀初定天下，中国复归于统一，但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前朝的遗留的土地问题，哀、平二帝时，已相当严重；王莽的新朝，因为没能解决这一问题，终被推翻；新市、平林军和赤眉军先后建立政权，但也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先后覆灭。至东汉初年，土地问题依然是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汉光武帝刘秀本人是个大豪强，他所依靠的统治集团就是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础的豪强集团。这个集团一开始就显示出严重的兼并性和割据性，因此东汉前期，作为中央集权体现者的朝廷，只能在不妨碍豪强利益的限度内对他们行使着有限的控制。

　　为了巩固东汉政权，为了恢复农村秩序，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令“度田”，清丈全国的土地。清丈土地，一是为了核实田赋的征收，检举有田而不纳税的大地主、大商人；二是没收大地主、大商人手里一些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士兵和贫苦农民。这一政策，显然侵犯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而遭到了强烈反对，特别是洛阳附近的新贵和南阳的皇亲国戚。地方官员自然得罪不起这些豪强，只好袒护他们，把负担转嫁给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身上。

   　 度田不实，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不满意，大地主大商人也有意见。于是，生活基础最差、抗风险能力最差的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发生了普遍的叛乱，地方豪强大族也趁机加入。这次叛乱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曾是西汉农民起义军发源地的山东、河北、苏北等地，反抗尤为剧烈。光武帝刘秀发现问题，果断解决。当然，他同州郡官一样，也不敢查问豪强。他严查了大司徒欧阳歙任汝南太守时贪赃一千余万钱、查田不实的罪行，并以同样罪名处死了河南尹及郡太守等十余人，表示出对贪赃枉法官员惩处的决心；同时，他采用分化农民起义军的方法，平息了农民起义。从此以后，东汉王朝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

    　像度田这样的调整土地分配关系的政策本是新朝建立之初的正常措施，隐瞒和反隐瞒两种倾向的斗争现象也长期存在。但像东汉初年引起的大规模起义者，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它说明在东汉初期，豪强地主的势力特别强大，他们有与东汉中央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在争夺人口和土地问题上，中央与豪强地主存在根本的分歧，所以，从一开始，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就是不稳固的，这为以后中国的大分裂埋下了祸根。虽然社会矛盾问题重重，东汉政权还是能够保持基本稳定。究其原因，主要是大乱之后的中原，人口大量死亡，土地抛荒，农民有田可种，暂时缓解了土地兼并的矛盾。名义上，光武帝统一了全国。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是孤儿、寡妇和残疾人等。人口数量和质量比西汉全盛时期已相去甚远。

    　自公元26年到38年，光武帝连续颁布释放奴婢和禁止伤害奴婢的诏令。这些诏令的实行，一方面是与地方豪强争夺人口，另一方面体现出奴婢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它使大批奴婢解除了人身束缚，重新回到土地上去。这一措施最初收到一些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后来，豪强地主蓄养奴婢的情况又有所抬头，在许多地方，奴婢的人数有增无减。除关注土地和奴婢问题外，光武帝还采取了安定社会、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对官吏的法律监督、限制外戚势力、削弱“三公”的权力、提高尚书令的权力等等。在光武帝的辛苦经营之下，东汉社会呈现少有的繁荣与安宁，史称为“光武中兴”。
 
内外倾轧
   
　　光武帝之后，明帝、章帝继续执行光武帝时期的政策，东汉社会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与缓慢的发展。但是，在安定局面的背后，是地主贵族的无穷奢侈和老百姓生活的艰辛。到汉和帝时期，随着皇帝的怠政和豪强地主势力的扩张，许多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和帝和安帝时代，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历经汉顺帝、桓帝，以至到灵帝时，东汉王朝就像一个浓血淋漓、满身烂疮的病人，已经病入膏肓。对东汉政权运行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一书中有极其精辟入理的分析：“具体的史实，就是在东汉社会后期，往往都是母后称制，外戚专权，宦官祸国。但这只是东汉政权腐败的表现，并不是腐败的原因。因为在东汉社会前期，在皇朝之中，也有母后、外戚、宦官，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把持政权，并没有成为政坛上的要人，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权还没有腐败。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母后称制，就意味着英明的帝王的消失；而外戚、宦官等人登上历史舞台，就表明了一个政权已经落在了皇帝的亲戚和家奴的手中。所谓英明的帝王的消失，并不是指在一个皇朝内部，无缘无故的生出了许多的傻子或者白痴，而是在选定皇位的继承人的时候，有意的选定这些人做皇帝。因为只有这样，在皇帝的背后，才可以安稳的做一个太后。而只有太后能够坐在皇帝的背后，外戚才会由于裙带关系得势，从而专权，同时那些皇宫中的男女奴才才可能成为皇帝唯一可依赖，并利用与外戚对抗的力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7—448页）。 
　　

　　 东汉后期，是多灾多难的风雨飘摇时期。历史舞台上，轮番上演的是外族的叛乱，演绎着外戚与宦官争权的一幕幕血雨腥风的斗争，其间又夹杂着农民生死存亡的挣扎和随之而来的起义。东汉后期的政治，在统治阶级方面，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两大集团附带着一个官僚集团的活动、冲突和变化。这三个集团在东汉前期先后发展起来。光武帝、明帝时皇权威猛，外戚、尤其是宦官，还不敢公然横行做恶。至章帝时改变光武、明帝的“严切”政治，外戚、宦官得到宽厚优待，开始作起恶来。

　　章帝死，和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外戚窦宪总揽大权，是事实上的汉皇帝了。窦家大批徒党都得到升迁，最小的也是个县令。这些人搜刮民脂民膏给窦宪送礼报恩。窦家又豢养大批刺客，迫害正直不肯阿附的人，引起朝野不满。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将窦宪及其徒党悉数下狱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宦官从此参与朝政。东汉政治更进入黑暗时期。和帝死，安帝继位，皇太后邓氏辅政，邓氏家族开始执掌实权。邓骘、邓悝、邓弘、邓闾皆为列侯。在大封外戚的同时，邓太后从窦家的失败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并用外戚与宦官，形式上不偏重外戚。因此，安帝的朝堂上，充斥了心理畸形变态的外戚和宦官。他们关注的不是如何把天下治理好，不是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不是扶正将倾之大厦，而是皇帝的脸色，

　　 贿赂的数量和怎样享受、怎样鱼肉百姓，等等。安帝时，太子因阎皇后进谗言，被贬为济阴王。安帝死，阎皇后就和其兄阎显商议，拥立幼小的北乡侯为少帝，阎太后临朝，阎显辅政，尽杀安帝宠信的宦官。可惜好景不长，少帝病死，宦官孙程等19人发动宫廷政变，杀掉阎显及其同党，拥立济阴王为顺帝。孙程等人因为拥立有功而相继被封为侯，宦官势力又大进一步。当时有人把他们比喻为西汉的开国功臣韩信、彭越，期盼重扬大汉雄风。但是，他们同样是一群狗仗人势的奴才，压榨百姓，鱼肉乡里。
阳嘉四年（135年），汉顺帝任命皇后的父亲梁商为大将军执政。梁商死后，其子梁冀继任大将军执政。梁冀，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一个无才无德的纨绔子弟，却世袭了大将军执政的高位，这又比西汉末年王氏家族的专权好到哪里去呢？三年后，顺帝死，年仅两岁的冲帝继位，于是梁太后临朝听政，其兄梁冀掌握实权。一年后，冲帝死，梁太后和梁冀共谋迎立年仅八岁的质帝，梁氏仍然把持朝政。八岁的质帝，年幼而聪明，他已经认出梁冀是一个“跋扈将军”。不到一年，质帝就一命呜呼了。当然，这是“跋扈将军”所精心导演的一场把戏。接着，梁太后和梁冀又拥立他们正准备选为妹夫的蠡吾侯，是为桓帝。桓帝继位后，就娶了梁冀的另一个妹妹为皇后。

　　 梁冀权势熏天，远在桓帝之上。外官任职考述，都要先到梁家求见谢恩，然后才敢去官衙报到。吴树任县令时，曾拒绝梁冀的嘱托，秉公执法，诛杀了辖境内贪残害民的梁氏宾客。梁冀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吴树升任荆州刺史，赴任前到梁府辞行时，梁冀竟然用毒酒款待，使得他一出门就死在了车上。梁冀在政治上无法无天，在生活上奢华无度。各地贡献皇帝的珍异贡品，上等的都先送到梁府，其次的才给皇帝享用。他大肆修建豪宅，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又在都城附近开辟猎场，逶迤千里。在河南城西边设置兔苑养兔，周围绵延数十里，征发吏役修建了几年才得以完成。在他把持朝政二十多年里，梁氏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妇女七人封君，二人出任大将军执政，三位皇后，六位贵人，把外戚专权表演到极致。

　　150年，梁太后病重，不久死去；159年，梁皇后一命呜呼，这预示着梁冀的末日已为期不远。汉桓帝把握时机，利用上厕所之际悄悄与宦官唐衡商议，寻求颠覆梁氏家族之策。不久，汉桓帝和宦官单超、徐璜、具瑗等五人联手，共同铲除了梁冀和梁氏徒党自三公、九卿至州刺史数十人，斥逐次等徒党三百余人，朝官几乎空了。没收了梁冀及其徒党的家产，变卖所得，竟相当于东汉政府半年的租税收入。诛杀了梁冀，单超等五人自然成为有功之臣，他们获得多方赞誉，得到各种各样的奖赏。单超被封为新丰侯，徐璜等四人也都封侯，各食邑万户，侯览、赵忠等八人被封为乡侯，他们的宗族亲戚被分派到各地做官。这些人开始在地方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同盗贼决无差别。侯览的哥哥侯参出任益州刺史时，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对辖区内家财富足的人诬陷罪名，抓来杀掉，然后没收其财产，装入自己的腰包。这些做法，遭到太尉杨秉的弹劾，在被押送到京城的途中，畏罪自杀。

　　徐璜的侄儿徐宣求婚于李家，被拒绝后，他就率领吏卒到李家把姑娘抢走，用箭射死，把尸体埋于县衙内。当徐宣的暴行受到黄浮惩处的时候，徐璜却找汉桓帝告状，黄浮反而被判刑服苦役。自159年梁冀死后至167年年桓帝死，八九年间，宦官势力几乎达到独霸政权的地位。

　　桓帝死，十二岁的汉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其父窦武以大将军辅政。窦武联合太尉陈蕃等人，密谋诛杀宦官。窦太后却认为，宦官乃东汉旧制，不必弃而不用。在窦太后犹豫之时，宦官先发制人，发动宫廷政变，软禁窦太后，杀窦武、陈蕃等人。窦氏家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朝政归于宦官。汉�